案情简介：

当事人H某原系某市发改部门主要负责人，曾任镇政府主官多年，因涉嫌受贿、洗钱被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监察机关的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中指控其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认购拟上市企业原始股、高价转卖代持股权等方式收受财物2180余万元，并以现金交易方式掩饰资金性质，构成受贿罪、洗钱罪，并明确监察机关在留置呼延灼前已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呼延灼不具有自首情节。根据上述起诉意见，呼延灼受贿2180余万元，且无任何减轻情况，仅受贿罪就将面临有期徒刑13年左右的刑期。

经查，2014年H某任区政府办副主任期间，协助辖区A科技公司（新三板企业）对接资本市场，以570万元认购该公司100万股未上市股份（同期市场价6元/股，实际优惠30万元）；2017年A公司转主板上市后股价飙升，H某抛售股份获利1680余万元。此外，其在任镇长期间，以朋友代持方式投资辖区B公司200万股，后受让方为谋求政策便利高价收购上述股份，其套现200万元。案件涉及政商勾连、股权代持多重法律争议。呼延灼家属被留置后，家属遂委托史纯律律师展开辩护。

 

办案过程：

（一）锁定法律争议焦点，突破金额认定壁垒
史纯律律师经研判发现，受贿金额认定系本案核心争议：监察机关认为A科技公司原始股交易系权钱交易，以抛售获利金额计算犯罪数额；辩护人依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真实支付股本的股权交易应以“优惠差价”作为受贿金额，上市收益应属孳息而非犯罪所得。通过调取同期投资人入股协议、上市风险评估报告，证明呼延灼入股时系正常投资行为，企业转板上市成功率为行业小概率事件，行贿双方对千万元收益无主观合意，据此将1680万受贿金额抗辩压缩至30万元优惠差额。

（二）剥离代持法律关系，切割责任边界
针对A公司股权交易，辩护人梳理代持协议、银行流水，证明呼延灼仅实际获得200万元中的120万元利益，其余80万元系代持人自有投资获益；同时提出洗钱行为中“现金转换”手段单一，未采用跨境转移等隐蔽方式，社会危害性较低。通过拆分资金流向、举证实际获利比例，为量刑协商争取空间。

（三）全维度构建量刑从宽体系

1.自首情节锚定；

2.全额退赃佐证悔罪态度：审查起诉阶段H某家属即退缴2200余万元；

3.多维降低主观恶性评价：结合2014年司法解释空白背景，强调公职人员参与资本市场行为的时代特殊性，与直接索贿行为作出区分。

通过史纯律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积极辩护，最终检察机关虽然最终没有改变受贿数额的认定，但通过补充侦查，认定呼延灼具有自首情节，并大幅度降低量刑建议。考虑到，此前呼延灼家属已经退出2200余万（含利息）的全部违法所得，且呼延灼除了争议的1600余万受贿数额外还有近500万受贿，史纯律律师也建议呼延灼可以在量刑适当的情况下，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经过律师和检察机关的反复沟通，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就受贿罪对呼延灼建议量刑7-8年，就洗钱罪对其建议量刑1年。

 

办案结果：

法院采纳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赃等从宽情节，但未支持受贿金额抗辩意见。最终认定H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合并执行七年二个月，罚金220万元。在检察院的量刑建议范围内，做到了最低量刑，实现在数罪并罚框架下的最大幅度罪轻辩护效果。

 

（注：以上文章提到的当事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