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简介

2021年下半年，当事人Z某设立售卖手机号码和验证码平台的网站（又称接码平台），供他人在该接码平台内将手机号码与接收的验证码进行交易，后被检察机关指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审法院在毫无管辖权连接点、上下游卡商号商均未到案，且侦查机关未经审判自行处置扣押的USDT的情况下，判处Z某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七百八十万元。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委托辩护人上诉。

二、办案过程

一审判决作出后，辩护人陈沛文针对一审法院出现的认识误区，对涉案平台的技术原理进行了梳理，详细阐释了涉案平台的运行逻辑；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了再辨析，结合运营商业务办理规定的变化、对涉案号码的仔细核实以及类案认定情况，对涉案证据的定性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对接码平台相关案例进行了检索，为法院变更定性改判帮信罪奠定了基础；对涉案非法获利数额进行了精细计算，大幅降低非法获利数额的认定结果。最终二审法院在定性、非法获利金额以及坦白情节等方面均采纳辩护意见，改判Z某构成帮信罪并大幅减轻刑罚。

三、办案思路

1.精准定性辩护，厘清罪名边界。Z某搭建的接码平台仅为卡商与用户提供验证码传输、结算支付等技术支持，Z某并不参与、撮合卡商与号商的交易；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Z某与上下游存在共同犯罪故意；同时，平台涉及的手机号码均为虚拟号、物联网卡及海外号段，并不等同于实名的个人信息，对其来源、实名制情况进行实质性审查方面也存在无法查实的障碍，因此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证据不足，涉案行为更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构成要件。

2.争议数额精细化辩护，剔除不当认定。涉案平台具有“去中心化”特征，查扣的USDT仅受涉案平台软件托管，实际为用户共管资金，Z某仅能按自身平台币份额提现，因此将查扣的泰达币全部认定为Z某非法获利不当。计算非法获利应当扣除卡商获利、用户充值等非Z某实际所得部分,并根据涉案平台运营时期内USDT兑美元汇率的最低点及美元汇率兑人民币汇率的最低点进行计算。

3.程序违法异议。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擅自处置涉案USDT，未履行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程序，且USDT不属于“易损毁、价格波动大”需提前处置的财物，程序违法，其处置所得不应作为非法获利认定依据。

4.积极争取从宽量刑情节。一审法院认以Z某“对违法所得数额未能及时如实供述，当庭亦辩解其无人民币获利”对其坦白情节不予认可。Z某到案后，对自己的涉案事实供认不讳，且供述的主要事实稳定，并无任何隐瞒或虚假陈述，当事人对此具有辩解，也属于对法律认识问题的解释，而并非对事实的隐瞒，不应影响对其坦白的认定。

四、办案结果

一审阶段，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当事人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七百八十万元。

二审法院采纳辩护意见，判决原审认定部分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认可对接码平台软件存续期间传输的手机号码的来源、手机号码的实名制情况进行实质性审查方面存在无法查实的障碍，改判当事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认可当事人具有坦白、悔罪等从轻情节，判处刑期大幅降低至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罚金减少五百余万元，并对非法获利数额的认定予以纠正，部分查扣财物的处置方式得到规范，有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办案心得

1.技术、法律双轮驱动。本案涉及“卡商”、“号商”、“接码平台”等多方主体，涉及去中心化资金结算方式，辩护人需结合技术原理对涉案事实加以阐释、分析，将复杂事实和技术语言转化为法官可理解的法律事实、法言法语。

2.关键证据定性为突破。紧扣“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经核查证明涉案提取号码均不在正常使用状态，结合运营商政策，证明涉案号码大量为虚拟号、物联网卡，弱化“个人信息”属性，实现定性逆转。

3.罪名边界精准把握。辩护人以技术中立为视角，以共犯理论为切口,论证当事人仅提供技术服务，不存在与上下游卡商号商之间的犯意联络，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精准降格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后续量刑打开空间。

4.非法获利数额精细化计算。本案中，涉案平台采用去中心化结算方式，辩护人通过钱包权限分析，有效拆解资金池，结合汇率浮动影响，还原当事人真实获利。

5.全流程有效沟通，保障辩护效果。与当事人保持会见沟通，梳理案件细节，指导其如实供述；对涉案证据严格质证，详细阐述罪名适用、数额认定及程序问题的争议点，与法官充分沟通，推动法院重视案件核心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