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介绍

办案过程

当事人和家属都陷入了深深的焦虑，急切希望通过上诉争取到更轻的刑期。二审阶段，家属经过多方比对，决定委托熊猫刑辩团队代理本案，初步梳理全案案情后，王敏律师正式介入。

王敏律师把工作重点放在三件事上：阅卷、会见、加强与承办法官的联系。摆在王敏律师面前的是21本卷宗和6000余份涉案临牌的庞杂材料。她花了大量时间逐卷梳理，锁定了案件的几个核心突破口，并据此提炼出以下辩护点：

辩护点一：定性之辩——L某仅实施伪造行为，不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

一是对象之辩——超限临牌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法研〔2009〕68号答复明确：民用机动车号牌不能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

• 法释〔2007〕11号解释仅将行驶证、登记证书纳入国家机关证件范围；

• 刑法第280条与第281条分别规制"国家机关证件"与"警用号牌"，若把民用号牌拔高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反而会导致民用号牌刑罚重于警用号牌，违背立法目的；

• 《道路交通安全法》虽出台较晚，但与最高法答复分属不同机关、性质不同，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

故超限临牌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证件，并非刑法规定的行为对象，更不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

二是行为性质之辩——办理超限临牌属于民事代办行为

一审以伪造、买卖二行为存在牵连关系，从一重罪论处，认定为买卖，属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L某始终受运输公司委托、持盖章委托书代办临牌，仅收60—180元/份代办费，本无"买卖"合意，双方属于委托代办关系；更关键的是，两证究竟由谁伪造并未查清，不能排除系店主自行伪造的合理怀疑：其他未涉案店主证实，L某办证时均要求其自行提供两证，涉案店主情形应作同一推定；

多名涉案店主在结识L某前便已在B地办过临牌，部分店主还同时委托了别的中介，未必是通过L某才知晓办证要求；

涉案店主多为亲友、合伙等利害关系人，口供高度一致，有串供、推卸责任之嫌；

2022年底新增两证要求后，L某代办费始终未涨，若由L某自费伪造却不加价，明显不合商业常理；

B地车管所仅作形式审查、不核验两证真伪，L某作为普通人亦无甄别能力。

故两证非L某伪造不能排除合理怀疑，L某仅提供代办服务，其与店主自始无买卖超限临牌的主观故意，一审以买卖一罪论处依据不足。

辩护点二：数量之辩——6192张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与W某共同伪造的59套（即118张），W某口供反复无常（100余张→200余张→500余张→118张），且辨认程序无见证人、无同步录音录像，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剩余6000余张临牌对应的两证来源完全未查清，编号还存在大量重复，不能排除系店主自行伪造，依"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应予扣减。

辩护点三：违法所得之辩——近五十万元缺乏客观证据。

一审以"涉案数量×单方最低收费标准"纯靠口供推算，无任何银行流水、收款凭证等客观书证印证；数量既应扣减，对应的违法所得亦应随之核减。

辩护点四：量刑之辩——多维度从宽情节。

• L某二审自愿认罪认罚

• 一审认定"情节严重"并无明确法律依据；

• 本案源于车管所违规增设办证条件、A地运输业政策改革后仍存在大量市场办证需求的特殊背景，社会危害性显著偏低；

• 所伪造仅为两证彩印件而非原件，危害远小于伪造原件；

• 类案检索显示相似情节量刑更轻，应予均衡。

开庭前，王敏律师对L某进行详细的诉讼辅导。一审时，L某曾全盘否认、称自己"一张都没伪造"，可打印店W某的证词始终指向是L某安排其PS——这种"全否认"在逻辑上反而站不住脚。王敏律师果断把节奏拉回专业轨道：先讲清辩护方案，再分析L某自己的想法哪些站不住脚，引导他二审时实事求是、对确有伪造的59套予以认可，以争取从轻处罚。

庭审当天，王敏律师在庭上条分缕析地抛出一系列合理怀疑，法官全程听得十分认真，频频点头。休庭时法官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些女律师是真的太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