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过程

在案件处理过程中，Z某一直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常的民事纠纷，而非犯罪行为。他多次表示，自己虽然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拖延行为，但从未想过要诈骗客户的钱款。Z某这样的想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案件的认知和态度。

在与检察院的沟通中，卢磊律师积极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Z某的行为虽然存在不当之处，但并非完全构成合同诈骗。他指出，Z某与部分客户之间存在真实交易，且Z某在交易过程中，确实有履行的意愿和能力。卢磊律师向检察官申请退侦，调取正常交易记录、存放钢管的专用场地、供货渠道等。

卢磊律师进一步指出，Z某的师傅失联导致供货渠道出现问题，高达10万余元的涉案金额不属于Z某，应该扣除。然而，检察院坚持不同意扣减这部分金额。同时，检察院仍然认为本案构成诈骗罪。检察官提出，本案本质上是经济行为，虽然部分交易没有签署书面合同，但本质上也具备合同交易的性质，这个行为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Z某供述的“供货渠道出现问题”，只有其本人的供述，缺乏客观证据支撑。

同时，卢磊律师再次对金额进行细致拆分。本案涉及很多受害人，其中一部分受害人已经经过民事诉讼，达成了执行和解。Z某在被捕之前，一直在积极还款。卢磊律师认为，这部分金额应当从涉案金额中扣除。检察院坚持认为应该以立案的时间节点为准，仅同意扣除立案之前的还款金额，可视作退赃情节。经过充分的沟通，卢磊律师的辩护意见还是得到了部分认可，将合同诈骗金额从28万减少到24万，因Z某坚持不认为自己构成犯罪，最终检察院决定给出四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

在庭审过程中，卢磊律师据理力争。他详细列举了Z某的还款记录，以及与部分客户之间的交易细节。他强调，Z某的行为虽然存在不当之处，但并非出于诈骗的目的。他希望法院能够综合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对Z某从轻处罚。

卢磊律师还提出，本案对于案发前时间的认定，应当根据被害人的不同，区别处理；Z某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前，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立案侦查，仍然在不断对报案人员外的其他被害人还款，其行为具有较高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检察院仅对立案前的还款金额做了扣减。因此，应当以Z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时间点来认定，这部分归还的金额也应当予以扣除。并且，该部分的金额中还包含Z某的一辆价值4万的车，Z某将这辆车抵了债。由于这辆车起初没有过户在Z某名下，检察院认为不能认定为抵债。卢磊律师指出，车属于动产，是以交付作为目的转移，交付权转移，车的所有权也就跟着转移。最终法院同意了卢磊律师的部分意见，将合同诈骗金额由24万扣减至20万。

经过卢磊律师的努力，他终于为Z某争取到了缓刑的条件。然而在与Z某的家属沟通时，他发现家属对案件的态度较为复杂：家属虽然希望Z某能够获得从轻处罚，但在退赃问题上却显得犹豫不决。Z某家里上有年迈且没有劳动能力的老母亲，下有多名年纪尚幼的小孩，家庭经济压力很大。卢磊律师多次向家属解释退赃对于案件结果的重要性，但家属考虑到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家庭负担，最终未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退赃。这一决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最终结果。

法院综合考虑卢磊律师的辩护意见和本案现实因素后，决定不适用缓刑，量刑由四年有期徒刑减至三年有期徒刑。

*图为判决书

案件结束后，Z某和家属对卢磊律师的专业能力表示了高度认可，同时家属也深刻意识到，想要争取缓刑结果，的确需要家属和律师双方的共同努力。通过本案，卢磊律师认为，案件早期若能积极处理纠纷，如及时返款、发货，可避免案件扩大。即使立案后，若能及时处理，也可能缩小影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