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过程

胡洋律师介入此案后，立即展开了一次更加详细的阅卷，他认为，在已知案件重点和方向的情况下再次阅卷，能为案件的实际办理提供更高效的帮助。很快，胡洋律师在卷宗中发现关键问题：尽管G某涉嫌多项罪名，但并不构成恶势力。他认准了这一点，在整个案件办理过程中都没再动摇过。他思路清晰，逐一梳理了每项罪名的情况：

在组织卖淫一罪中，G某手下入股的兄弟租了几个房子，将一些想多赚外快的女性带过来从事卖淫活动（这些女性均为自愿）。账本前后凑出了100多万，这些女性自己分了钱就离开了，行为并不具备长期性。在这个过程中，G某本人没得到多少分成，也很少插手此事，但他的默许也让他被扣上了“主犯”的帽子。

在开设赌场一罪中，G某的朋友们借助他的人脉和影响力，让他一起出资开了一个赌场，组织大家来打牌，在整个过程中，G某只进行了出资动作，没有再参加过其余行为，几乎没去过该赌场，该赌场还一直给他说处于亏损状态，让其贴了钱。

在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罪中，一次，G某在KTV喝酒，看到自己朋友的未成年女儿被一男子调戏，便出手教训了对方，G某的兄弟朋友们看到这种情况后，便冲上去一起打，G某被以寻衅滋事罪逮捕；还有一次，又发生了类似因误会产生纠纷的情况。G某在KTV唱歌，朋友的老婆被同包厢的其他朋友调戏，G某冲上去替朋友教训了对方，现场立即失控，在一番抓扯后，大家纷纷离场。G某一行人出门时正巧看到一辆车停到门口，下来很多来唱歌的人，大家以为是对方喊来“报仇”的，便又上前和对方一群人打了起来。G某一行人被以聚众斗殴罪逮捕。以上行为的发生均是偶发行为，且并不连贯。

在胡洋律师的认知里，G某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恶人，更谈不上“恶势力”。相反，他是一个相当重感情的人，可惜自己的重感情总是被人利用，无论朋友有什么事，他都会第一个挺身而出，朋友连缺钱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给。案发后，G某身边的小弟、朋友都被抓捕，涉案场所也全部被查封，很多人仅被一项罪名指控，G某却要以主犯身份承担多项罪名。

胡洋律师一一分析每个罪名成立和不成立的关键点，坚持认为G某不构成恶势力，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罪均不成立。他心里很明白这些罪名很难打掉，但还是想试一试。

起初，检察官认为G某构成恶势力组织，胡洋律师针对四个罪名和恶势力指控，写了40多页辩护意见逐一进行辩护，他基于事实，从法、理、情角度出发，认为单从罪名上看，本案的主要罪名是组织卖淫，组织卖淫没有明确对应的受害人，和“恶势力”挂不上钩，但由于他对手下兄弟犯罪行为的默许，他只能是主犯。G某生活中为朋友出头、替犯了错的朋友赔钱、道歉等行为更像他们的大哥，而不是无恶不作、横行霸道的恶势力大哥。

关于开设赌场罪，胡洋律师以无罪辩护的方式提出辩护意见，认为这个赌场不仅没有盈利，反而承担着巨大的亏损。严格意义上来讲甚至不算开设赌场，只是聚众对赌。G某没有参与过拉人，也不知道赌客们的来源。在开设赌场的组织性、公开性、场所控制上看，基本都不明显。检察机关主动和公安机关开会讨论，认同胡洋律师的部分观点，同意将恶势力组织降为恶势力团伙，但这对量刑几乎没有影响。

这一步退让动作，胡洋律师并没有接受。他继续找检察官积极沟通，检察官表示，把恶势力组织降为团伙已经尽力了，不可能再让步。

案件移送法院后，胡洋律师继续围绕恶势力的定义和法官沟通。庭前，他给G某做了详细的辅导，给了当事人十足的信心和安全感，也为其心理上起到了一定的减负作用。一切环节他都会逐一去质证，争取拿到最理想的结果。

法庭上，胡洋律师思路缜密，竭力辩护，由于太过严谨，公诉人甚至给他“苛刻”的评价。但他认为，法律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绝不能靠假设、推断。他继续提出，G某的行为不符合所有关于恶势力团伙认定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要求的“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也不符合恶势力刑事案件专门司法解释要求的“主要以暴力威胁为手段的违法犯罪活动的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