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非视角下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则与实践

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两高三部就刑事诉讼程序中如何适用录音录像问题，先后制定了多项配套规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然而，该规定既未界定“其他重大犯罪案件”的具体范围，也未明确对应当录音录像而未录的情形如何处理。实践中存在大量律师针对此情况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而不被采纳的情形。

1.“应当录音录像犯罪案件”具体范围相关规定

2014年公安部《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基本界定了“其他重大犯罪案件”的范围。此后，2014年《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2021年《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规定》（后简称认罪认罚规定）及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后简称监察条例）等司法解释与规范性文件，又在“其他重大犯罪案件”之外，另行规定了几类必须进行录音录像的特殊案件情形。至此，讯问过程应当录音录像的案件类型框架基本确立：

一是重大犯罪案件，如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以及致人重伤、死亡、涉黑、涉毒等严重犯罪；二是在特定场所或以特定方式讯问的案件，包括在看守所讯问或通过网络视频远程讯问的情形；三是具有特定情形的案件，如未成年人、聋哑人、精神病人、不通晓语言文字者，或案件复杂、分歧较大、社会影响重大的情形；四是其他特殊案件，包括检察机关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案件及监察机关办理的案件。

然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违反录音录像“应当性”要求的法律后果，仅是一种“禁止性规定”。在此类案件中，如果应当录像而没有录像，讯问笔录应当排除还是作为瑕疵证据处理，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2.应当录音录像而未录的法律后果

应当同步录音录像而未录音录像能否排除讯问笔录？对此司法解释鲜有明确回应，甚至还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直接提及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解释有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以及2024年两高三部《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前者规定“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而后者则又对于排除施加了新的限制，也即“……综合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侦查机关除紧急情况外没有在规定的办案场所讯问，综合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这一规定将录音录像缺失作为审查办案机关是否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条件之一。从生效时间来看，后一解释与前一解释发生冲突，应当认为2013年司法解释失效，以新司法解释为准。《规程》的支持者认为，只有直接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目的的程序规范才能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之请求权基础，而录音录像规则“在诉讼中发挥的作用是证明性的，在规范层面不具有非法证据排除之效力”^[1]。

然而，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韩旭教授认为只要存在非紧急情况下未在法定场所讯问和未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即属于“违法讯问”，由此获得的供述就应予以排除^[2]。2017年“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第10条和第11条规定：“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送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因客观原因侦查机关在看守所讯问室以外的场所进行讯问的，应当作出合理解释。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应当不间断进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上述规定都是讯问时侦查机关应当遵守的义务性规定，违反即属违法。因此，无须附加其他条件。还有学者虽从字面上理解《规程》，也即认为《规程》属于封闭式规定，第27条第（二）项只是将两种违反录音录像程序的情形作为认定不能排除存在非法证据的重要条件，并未将其本身作为独立的排除非法证据理由。但该学者也指出了新《规程》的局限性，例如新《规程》背景下的大量违反录音录像法律规定情形无明确法律后果，不足以覆盖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导致法律架空^[3]。

综上所述，对于应当录音录像而录音录像缺失的案件究竟是应当直接排除，还是作为讯问手段合法性审查的依据再具体判断是否排除，法律规定还处于相对模糊状态，具有较大解释空间。

表1-1同步录音录像相关立法

图1-1法律规定类型划分

表1-2应当同步录音录像案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