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数额行为的司法认定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利用经济合同实施诈骗但数额未达合同诈骗罪标准的行为，存在如下代表性观点：有学者指出，鉴于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构成法条竞合关系，前者属特别法，后者为一般法。当行为因数额未达特别法标准而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时，若其符合一般法的构成要件，仍应依照罪刑相适应原则以诈骗罪论处。这种处理方式既遵循了刑法体系的内在逻辑，也体现了罚当其罪的司法理念。^[12]另有观点进一步深化这一认识，主张数额标准并非区分两罪的根本要素。相较于作为量化标准的犯罪金额，是否利用合同实施诈骗才是定性判断的核心所在。这种观点强调，对合同属性的认定属于定性判断，应当优先于作为定量判断的数额认定。

换言之，司法裁判应当遵循先定性后定量的思维进路：首先判断行为是否具备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再考量数额是否达到相应入罪标准。这一认识不仅厘清了定性判断与定量评估的逻辑顺序，更凸显了合同在构成要件中的核心地位。^[13]另一种同样主张将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观点，则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法理依据。该观点认为，在此种涉案金额未达到合同诈骗罪定量标准的情形下，由于不具备数额较大这一法定构成要件要素，行为本身便不满足合同诈骗罪的成立条件。因此，在两罪的规范关系上，此时并不成立特别法（合同诈骗罪）与一般法（诈骗罪）的法条竞合。既然特别法因构成要件缺失而无从适用，而行为在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及侵害法益等方面又完全符合普通诈骗罪的构成特征，那么根据刑法犯罪认定的基本原理，自然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论证路径，严格遵循了从构成要件符合性处罚的犯罪认定阶层逻辑，将数额标准视为决定特别法能否适用的刚性门槛。^[14]以湖北省荆州市张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为例，该案涉案金额未达合同诈骗罪二万元的入罪标准。检察机关坚持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并据此提起抗诉。然而，一审与二审法院均持相同立场，明确指出：在犯罪数额未能满足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转而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15]

笔者认为，对于利用经济合同实施诈骗但数额未达合同诈骗罪标准的行为，原则上不应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这一指引性条款，当行为符合特别规定时即应优先适用特别规定。若因数额未达特别法标准而转用一般法，实质上是以刑罚需求倒推法律适用，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刑法的适用应当严格遵循从构成要件出发的规范逻辑，而非以入罪为导向进行反推。

第二，两罪起刑点的差异根植于其保护法益的不同侧重。诈骗罪主要规制私人生活领域的财产关系，而合同诈骗罪则着眼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市场领域以营利为目的，交易主体理应具备更高的风险意识和注意义务。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合同诈骗案件中的被害人往往自身存在疏于审查等过错，^[16]相较于私人交往中基于人身信任的关系，法律对市场主体的信赖保护标准应当有所区别，这并非纵容犯罪，而是体现对不同领域行为规范的合理区分。

第三，从立法政策考量，正如司法解释起草者所言，诈骗罪的入罪标准应当随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17]市场经济合同通常涉及较大金额，对合同诈骗罪设定较高起刑点符合现实情况。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框架下，两罪数额标准的差异具有内在合理性，司法者应当尊重这一立法考量，避免为实现个案惩治而突破定量标准，损害刑法适用的统一性与预见性。

当然，随着市场经济活动深度融入公民日常生活，个人生活领域与商业交易领域的界限日趋模糊，这在司法实践中导致部分案件的经济合同识别存在相当难度。暂且不论是否应当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入罪标准完全统一，但现行司法解释为两罪设置的起刑点差距确有适当缩小的必要。需要指出的是，规定两罪不同数额标准的司法解释出自不同制定主体——最高检与公安部联合制定了合同诈骗罪的追诉标准，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主要参照适用，并明确授权各级法院可根据具体案情行使裁量权。上文论及的被害人信任基础理论，在实践中往往呈现复杂样态。信任究竟是建立在合同关系还是人情往来之上，源于市场交易还是日常生活，往往难以简单界定。因此，即便在起刑点存在差异的现状下，法院在将某类合同认定为经济合同的同时，仍须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当事人特定情况等要素进行综合判断，避免机械适用数额标准带来的实质不公。

综上所述，准确界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首要关键在于厘清合同的内涵与外延。在合同内涵层面，经济合同这一源于历史解释的概念已显现其现实局限，其价值主要在于提示应对合同范围做必要限缩。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虽指明正确方向，但现有结论仍显模糊。为此，笔者提出以被害人信任基础作为实质判断标准，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合同本质的理解。在合同外延层面，口头或电子等形式本身不构成认定经济合同的障碍，但于电子合同情形中，需重点审查被害人是否明确认知其行为属于签订、履行合同并据此处分财物。对于行政合同，则应区分广义与狭义：狭义行政合同具有公权力行使属性，而广义行政合同中未涉及公权力运作的部分，仍可能纳入经济合同范畴。关于两罪界分的实践难点，其起刑点的差异反映了刑法对不同领域主体注意义务的不同要求。对于利用合同实施诈骗、数额介于两罪入罪标准之间的行为，应严格遵循特别法优先原则，不宜转用普通诈骗罪进行规制，原则上应作无罪处理。

[1]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03卷》，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第 444页。

[2] 参见徐岱，金泓序：《规范目的视角下合同诈骗罪定罪问题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6期第 274 页。

[3]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443 页。

[4]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443 页。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款：诈骗近亲属的财物，近亲属谅解的，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

[6]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新01刑终231号刑事判决书。

[7] 参见叶良芳，李芳芳：《互联网视阌下合同诈骗罪的教义学回归》，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32页。

[8] 参见苏轲：《网络时代下合同诈骗罪的具体适用》，载《人民检察》2020年第19期，第 72页。

[9]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第 309-310页。

[10] 参见叶良芳，李芳芳：《互联网视阌下合同诈骗罪的教义学回归》，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47 页。

[11] 参见王海峰：《试论行政协议的边界》，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5期，第35页。

[12] 参见陈庆瑞：《合同诈骗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7年第 24 期，第93页。

[13]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35 页。

[14] 参见鞠佳佳：《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双层界分》，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6期，第104页。

[15] 参见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0刑终225号刑事裁定书。

[16] 参见苏轲：《网络时代下合同诈骗罪的具体适用》，载《人民检察》2020年第19期，第 71页。

[17] 参见胡云腾，周加海，刘涛：《<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9期，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