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谅解书》常见误区

误区一：无罪辩护的案件不能出具《刑事谅解书》

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无罪辩护的观点与《刑事谅解书》的内容存在自相矛盾的表述，无罪辩护是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而《刑事谅解书》记载的内容往往表明行为人认可了实施犯罪行为，且悔罪赔偿。该类观点过于极端，未考虑到争取谅解行为本身具有的妥协性和不同刑事案件的复杂性。如有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某种行为，但该种行为在刑法意义上不构成犯罪，但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或是行政责任。此种情形下出具的谅解书，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行为的谅解，而行为性质则需要司法机关来判定。因此，《刑事谅解书》不能作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有罪供述证据。

误区二：取得《刑事谅解书》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减轻处罚

有专业文章提出被害人及近亲属出具或签署《刑事谅解书》，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减轻处罚的考量依据。“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在罪轻辩护案件中，如果能够争取到减轻处罚情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大幅减让极有利。然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没有将刑事谅解情节作为减轻处罚情节考虑，而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量刑方法，依据基本犯罪构成在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再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最终确定宣告刑。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只是调节基准刑的情节，如果该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解结果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只有具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才可以确定宣告刑。如果只有从轻处罚情节，则只能将法定最低刑作为宣告刑。

误区三：一旦出具或签署《刑事谅解书》就不能反悔和推翻

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刑事谅解书》签订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可以反悔或推翻，该类观点错误理解了刑事谅解制度的设立目的。在刑事案件中，除单纯的财产类案件外，人身性案件既会在物质上给被害人造成损失，也会在精神上给被害人造成创伤，虽然金钱赔偿无法完全弥补该类创伤，但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被害人的身心痛苦，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然而刑事诉讼程序不是一个节点，而是连续的过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可能在出具或签署《刑事谅解书》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示谅解，但随着案件办理的推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续表现的毫无悔意，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完全可以撤回谅解。

误区四：《刑事谅解书》中记载“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的效力

法律法规并没有对谅解书出具的形式和内容做出规定，因此全依赖当事人意思自治。有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会在谅解书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做出认定，显然这种认定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法律效力。有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建议时会写“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的意思表示，该表示也不具备任何刑法意义上的法律效力。刑事公诉案件中，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完全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机关不会仅因《刑事谅解书》的内容而不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