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辩护意见倾向不同

“当事人思维”表现出辩护意见的当事人倾向性，对公诉方的指控意见一律反对，而对当事人的辩护意见一概支持，辩护律师的意见与当事人的意见高度统一。通俗地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当事人说什么律师就辩什么，不允许律师的脑袋有任何独立的思维。这种唯立场论的辩护逻辑，并不考虑辩护观点是否客观准确、是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相反，“裁判思维”尽管也会考虑当事人利益，但坚持中立、理性、专业的原则，并据此决定自己的辩护方向：第一，对于指控意见中不成立的部分进行反驳，对其中成立的部分予以认可或回避。第二，当事人的辩护主张中，合理部分予以吸收，不合理的部分建议调整或放弃。第三，根据对事实和法律的全面研究提出独立的辩护意见，这种意见有别于当事人所讲述的“故事”。

当然，为了维系与当事人良好的代理关系，辩护律师无论是根据证据和法律规定劝服当事人调整辩护策略，还是坚持自己独立的辩护意见，都需要通过会见与当事人充分交流、解释，取得其理解与认同，扫清辩护的障碍。

2、事实辩护的基础不同

“当事人思维”的辩护从理想主义出发，力图建立单一的辩护证据体系来论证辩护意见，而这个证据体系主要由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的当事人辩解与辩方自行收集的辩护证据所构成，由此进行证据辩护具有“另起炉灶”的特点。

而“裁判思维”从司法实用主义出发，谨慎对待当事人的辩解及其他辩护证据的证明力，更偏向于运用案卷材料和法庭调取的证据展开辩护，其背后的逻辑是对案卷的信任。具体运用方式有两种：

（1）积极运用方式，即从案卷材料和法庭证据中筛选出有价值的证据材料来论证辩护观点，理由是，这些证据的取证主体相对独立、中立和权威，证明力不易受到质疑，据此提出的辩护意见也更容易被司法机关所接受。

（2）消极运用方式，即对指控事实所依据的重要证据进行审查分析，发现存在的疑点，据此提出异议并论证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理由。对其余证据，则采用回避态度。

3、法律辩护的基础不同

两种辩护思维都涉及对法律的运用，但运用的规范性质、研究的法律范围、选择的标准存在差异。

“当事人思维”倾向于使用法律常识而不是严谨的法律规则与裁判规则进行辩护，即使有时会查询和运用有利于当事人的法律法规或者个案，但也来源单一、范围狭窄。例如，只引用单一的刑法规范而忽略对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全面梳理分析，只援用地方法院的个别判决而未查询权威判决。

相反，“裁判思维”倾向于运用严谨的法律概念与法律规范，为此，对相关法律规定（甚至包括行政法律规范）、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研究，通过大数据的类案检索总结、提炼裁判规则，在此基础上将研究、分析的结论作为法律适用意见的论证依据。

4、辩护方式不同

“当事人思维”偏向于表演式辩护，而“裁判思维”倾向于专业性辩护；前者主要是为了取悦当事人，后者是为了辩护意见被法官采纳。

李奋飞对庭审辩护的观察发现，表演式辩护有“配合性表演”与“对抗性表演”两种模式。所谓“配合性表演”，是指辩护律师在权衡各种利弊得失之后所作的一种配合公检法三机关“走程序”以快速完成定罪量刑的辩护模式，辩护律师通常既不对公诉方指控的罪名提出异议，也不会对案件是否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发表意见，“配合性表演”更易发生在法律援助的案件中。

所谓“对抗性表演”，表现为律师的言行既不是从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是否具备刑法所要求的构成要件、犯罪事实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等方面进行无罪辩护，也不是从诸如被告人是否存在立功、自首、坦白、退赃等法定或酌定情节方面进行量刑辩护，而是“对诉讼证据的小题大做、对诉讼程序的吹毛求疵、对法律规定的斤斤计较”。①

本书定义的“表演式辩护”是指后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庭审对抗较为激烈，辩护律师的表现更为积极主动，所表达的意见也更符合当事人的心意，可谓“投其所好”。相反，“裁判思维”下的辩护方式不以取悦当事人为主要目的，而是以如何讲清楚道理、法官如何能够更好地理解并接受为基本目的，为此更偏向于专业性辩护，即根据法庭发问、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的不同功能合理使用发问、举证质证及辩论手段，对待公诉方有理有节、对待法庭谦恭但坚持原则。

5、律师辩护与自行辩护的关系不同

“当事人思维”的辩护倾向于以当事人的意志决定辩护方向，以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来决定辩护事实，这种选择的动因主要是为了最好地维持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顾客关系），倒不是必然信任当事人的意见更加合理、陈述更为客观。

相反，“裁判思维”下的辩护并不以有效维护顾客关系作为辩护活动的最终目的，而是以如何更好地实现被告人辩护利益作为根本目的，由此出发，以法官能够接受的标准和理解的方式进行辩解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本文注释：

① 李奋飞：《论“表演性辩护”——中国律师法庭辩护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